摘要：然而，以这套绝对预设的假说所建立的整套理论系统，仍然可以被系统地展现出来，就此而言，笔者所提出的四方架构，便是在文本诠释的目标下，使传统东方哲学的理论，可以被绵密精细的架构予以体系化地完构的解释架构，此时这一套被诠释架构完成的哲学理论，亦如任何一套西方哲学体系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完成一样，要说到这一套完构的理论是绝对真理，这个工作尚未开始。 ...
即使在宋代程朱理学谱系内部，也没有形成支持性善论的明确共识。
似乎能为帝王者，必属于圣人。更非存心有所去取欲有得。
又荀子亦不认有高高在上之天，于是以王者之位而具圣人之德，遂成为世间独一无二之至尊，其崇高乃无可比伦。惟老子归本于道术，荀卿归本于礼乐，而韩非归本于刑法，此则其异也。彼固无意于人世，不大高兴干预人间事，则圣人可以忘世，而世亦可以忘圣人，乃至不知有圣人之在人间也。庄周书则不言性而转言知，智慧则显见有高下，不能人人同等一类。然老子要为深远矣，至少彼尚懂得智者之不敢为，至少彼尚懂得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的那一面。
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于是王者之为政，既不复需有所谓德化之一面，而又不能如老子之谨慎躲藏，深微玄默，以善用其权谋术数。知之在心，不在心外也。
据余所知，明道从未苟同是说。四、方东美先生对周濂溪的诠释意见及反思： 方先生对周濂溪的讨论，可以说是在他的宋明儒学讨论中分量最多的，主要就是在他的《新儒家哲学十八讲》中涉及最多。其所以齗齗致辩、争讼不休者，皆由双方用语不妥之故。然德性之知，不假闻见，自其观之，乃现诸直觉统观，独立於个人意识，一空依傍者也。
（颜曰：必破一分程朱，始入一分孔孟。[48] 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·下》，页105。
无论如何，这不只是语意的问题而已，这也是哲学理论的体系一致性的问题，历来各家意见众多，但皆各依一理，至於方先生之诠释意见，则因未能同时展开周濂溪体系的全体诠释，因此只能说是单一意见，亦无从判断对错优劣。自余观之，张载之立场，非唯气论即唯生论。五、方东美先生对张载的诠释意见及反思： 方先生对张载的讨论，肯定的多，批评较少。[17] 参见拙着：《北宋儒学》：＜第二章：张载体系完备的儒学建构＞，台北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2010年9月，初版二刷。
《正蒙》则谓之有无混一之常。故总而言之，天人一而不一。根本症结，缘由伊川在观念上过重合一程式，而在方法上复又掉入二分陷阱。笔者以为，荀子讲性恶论就现实现象说，未及先天本性，并非人性普遍原理。
盖前期新儒，乃外倾型之思想家。足见其溺惑之深，不能自拔矣。
而周敦颐与朱子所开出之新儒家思想竟是一套自然进化论哲学，甚至一套退化论系统，只合就万物流出说、及人类静观而得解。[6] 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·下》，页18。
笔者认为，周濂溪主张主静与无欲之意旨确有与老子相通之处，老子哲学亦非一般宋儒所以为的消极避世，因而老子的无欲工夫却是能与儒家修养论的见义忘利之立场一致，周敦颐所说的无欲、主静即此收敛工夫的一路，因此方先生说周敦颐有老子哲学的传承，此说笔者接受。周子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即是对此问题之回应。方先生自己定位程颢为万物一体论，倡天人无间断，并提出若干评价，首先是观念论的系统： 第一、新儒家在知识上之观念论，明道实首倡之，象山、阳明踵继发挥。然二元困境，毕竟难免。笔者以为，关键就是哲学问题意识的分类问题。方先生认为张载对道家老子有所吸收，对庄子几乎都予接受，对佛教则有反对。
若勾搭於气，则显然为恶。阴以成之，俾纳於生命实现，以尽性，而成性完美。
故张载多少徘徊於儒道之间。所以方先生定位不准确之余，自己再设法补救程颢之言说。
笔者以为，庄子诚讲天地万物一体，儒家亦须讲天地万物一体，佛教亦是讲此义无误，这应是东方哲学的共义，不论形上学旨则已，一旦论之，现象世界的天地万物天上地下层层世界皆是同此一体，唯其如此，才能讲共同人性及永恒价值，也唯有如此，才能谈工夫修养论旨。视人性二元为事实当然。
凡此一切，直道家之宇宙论耳。全部历程，似若由太极自然流出，而实属退化型态。………夫子杂乎气质而言之，孟子乃专言其性之理也。惟经验之恶，可化为超越义之善，亦犹水之浊者，可澄之使清，以示其元初本质也。
余为是言，与叶水心不同，丝毫不含贬意。因此，人物同体是一回事，关键的形上学、宇宙论、世界观、及价值意识仍是各不相同，说程颢与大乘佛教及庄子体系有共同的形上学一元论并无不可，但仅见其外在形式之相同，不见其内部实质之差异，此论亦不深入。
朱熹党程如是，致掉入逻辑陷阱，竟谓善恶同表天理之自然流露，恶———乃至大恶———只是善之才过便是。就理言，恶本是天理，只是善之背面翻了便是。
[14] 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·下》，页37~38。就此二书言，已可见其对朱熹诠释意见的全貌。
至於工夫论，则就是去恶向善、变化气质而成圣之意，此处表面上不直接涉及气禀说的形上学问题，故而方先生可以接受。[35] 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·下》，页72~73。方先生反对周濂溪《太极图》及《太极图说》之作，关键是这是道教的炼丹图之转译，至於朱熹对此图完全继承的态度，便受到方先生严厉的批评。实理曰诚，无乎不在，存存不消，所以兼成吾人之心、气者，莫非诚也。
《易经》所谓阴阳，实表道之显用，属形而上（一阴一阳之谓道）。余谓此张载之所以彰显儒、佛之大异者也。
物质力量，可化入精神权能。此点，清代实用主义者犯错最大，而程朱、陆王及其後学的彼此攻击亦失分很多。
[9] 笔者以为，所谓中国古代哲学或先秦儒学的《尚书》大中、《易经》变易精神这两路原理，这只是方先生自己的设想。而不是又另起标准，建立新旨，继续分判各家，重定高下。
